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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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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0%,服务消费占社会消费总额超过60%,服务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过70%。2016年1-9月,服务业在增长、就业、税收中的贡献均超过60%。服务经济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力量。但是,服务经济仍是我国经济竞争力的薄弱环节。服务业改革滞后、实际市场准入和开放度较低、国际竞争合作参与度不够是制约我国服务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原因。建议以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为切入点,汇聚政策资源强力促进服务贸易和服务产业国际双向投资,推动和引领我国服务经济的开放合作和创新发展。

一、服务经济是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薄弱环节

当前,世界经济服务化率达68%,服务经济成为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传统制造业跨国公司纷纷向综合服务提供商转型。世界各国竞相打造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美国经济服务化率达78%,已经进入以知识经济、互联网经济和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服务经济高级阶段,在金融、旅游、文化、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专业服务等领域建立了全面优势,2015年服务贸易顺差高达2209亿美元,其中知识产权和专有权服务收入超过1200亿美元,占全球份额超过40%。日本、德国的制造优势的背后有强大的服务经济支撑,两国经济服务化率都在70%上下。日本、德国在金融、物流运输、供应链管理、研发设计、品牌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形成了全球优势,有力支撑了制造业和货物贸易在国际价值链中的高端地位。

然而,我国服务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仍有巨大差距。2015年,我国经济服务化率刚刚超过50%,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18个百分点;以服务出口与服务产业增加值比例衡量的服务产业外向度不足6%,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3个百分点;服务出口占对外贸易总出口的比例仅11%,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2%。同时,中国服务贸易逆差高达1800亿美元,其中旅游、运输、技术(知识产权)、文化等核心服务贸易领域竞争力严重不足。总体上,我国服务经济发展仍以传统型、劳动力密集、低技术和附加值含量为主要特征,技术、知识、文化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的品质、效率和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当前,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跨界融合趋势,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产品化趋势十分明显,制造与服务已经在全球价值链、产业和供应链框架下紧密融合。发展服务经济是补齐中国经济短板,推动中国经济迈向更高台阶的必然要求。

二、开放合作是服务经济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服务业改革滞后、开放度低是制约我国服务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障碍。虽然我国在WTO框架下承诺的服务业开放部门数量超过100个,覆盖了约65%的服务业部门。但在执行层面不及预期,导致实际开放度较低。以我国签署的开放度最高的两个CEPA协议执行来看,仍然较为普遍地存在大门开了小门没开的现象。据调查,CEPA仅对各个行业的香港企业进入内地的措施做了原则性的说明,并没有提出具体要求和指导,导致部分条款在实际商业运作中可操作性较低。根据香港工业署做的调研显示,希望借CEPA进军内地的香港企业家仍然认为,申请开业手续繁复是困扰香港服务业界进入内地开业的一个主要问题。服务业开放滞后导致国内改革步伐缓慢,而同时,国内配套改革的缺失又是导致服务业市场开放举措难以落地的原因。

服务业开放合作对于我国服务经济创新发展具有引领带动作用,推动服务经济创新发展必须坚持开放思维。首先,服务业开放合作有利于促进国内服务市场竞争,推动国有企业和社会事业型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其次,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国际双向直接投资可以使国内服务企业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与国际先进服务企业同台竞技,有利于激发我国服务经济的活力。第三,创新经济和数字经济是国际服务贸易和投资最具活力的部分,开放合作有利于我国服务经济创新发展。因此,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把服务业开放合作打造成为我国服务经济创新发展的新动力。

三、服务业开放合作引领服务经济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

建议以服务业开放合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双向投资合作,积极参与服务贸易规则制定,全面带动引领我国服务经济的开放合作和创新发展。

(一)扩大服务业实质性市场准入水平

以总结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年建设经验和北京扩大服务业开放试点为契机,加快细分行业市场准入政策向全国复制推广。针对金融、教育、医疗、育幼养老、会计法律、互联网等领域的国内规制障碍,深入推进服务业国内配套法规和项目审批制度的修订改革工作,形成市场准入试验试点与国内配套法规改革的良性互动。

(二)把服务贸易作为对外贸易总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1. 把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统一纳入对外贸易总战略。建议把服务贸易纳入我国对外贸易总战略。在对外贸易数据发布中把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形势研判、统计分析,并统一纳入对外贸易保增长、提份额等政策目标。

2. 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政策。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建设为契机,着力在财政政策、出口退税政策、贸易融资政策和海关监管便利化政策等四个方面形成覆盖服务贸易全领域的有效的政策体系。尽早启动规划建设一批服务贸易特色园区、基地、平台。根据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试点评估成效,研究试点效果好、带动辐射作用明显的试点地区向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转型。

3. 实施“互联网+服务贸易”专项行动计划。把“互联网+”作为改造提升服务业优势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重点选择互联网+旅游、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数字贸易、中华传统特色服务等领域,出台专项国际市场开拓计划。

4. 实施优进优出战略,提升货物贸易的服务业增加值,促进货物贸易转型升级。建议要大力发展品牌推广与管理、价值链和供应链管理、研发设计、金融、物流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不断延伸制造业和货物贸易产业链和价值链。

(三)把服务业打造成为参与国际双向投资合作的战略重点

1. 推动我国开放模式与国际衔接。建立高标准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推进服务贸易边境后措施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促进服务业国内规则制度与国际规则衔接。统筹考虑中美BIT谈判、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外资三法的修订情况,全面推广我国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

2. 形成服务业外资和国际服务产业加速集聚态势。支持外向度高的服务业外资项目落地,鼓励引进全球服务业跨国公司,大力推动外资带动型的服务贸易发展。吸引设立运营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分销中心、物流中心、品牌培育中心、外包中心等具有贸易营运和管理功能的服务型总部。

3. 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外资发展的政策制度环境。要把服务业招商引资作为各级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领域。有条件的地区可考虑建立服务业发展局,统筹服务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工作。加强服务业招商引资培训,专门制定服务业招商引资手册和宣传材料,增强服务业招商引资能力。研究针对性较强的服务业引资优惠办法。

4. 加强服务业外资企业事中事后监管。依托服务业重点联系企业制度,建立包括数据统计收集、市场运行监测、信用评估、政策支持保障、事中事后监管和公共信息服务等方面功能于一体的服务贸易综合监管服务平台。

5. 加强服务业海外投资布局,打造我国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研究制定有针对性政策,引导企业在境外项目规划、设计咨询、系统集成、运营维护、技术合作、检测维修等环节开展增值服务,建立境外分销、售后服务基地和全球维修体系,建立中国投资海外的完整价值链。支持服务业企业参与投资、建设和管理境外经贸合作区。

(四)把服务贸易作为打造国际双边合作升级版的重要途径

1. 深化与香港服务业全方位合作,打造中国大陆与香港合作升级版。在广东面向港澳服务业开放基础上,尽快把相关开放举措扩展到全国,以港澳服务产业合作为先导,带动我国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服务业开放。利用香港服务优势,帮助中国制造企业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提升中国企业全球运营效率和竞争力,把香港变成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的离岸服务支持中心。

2. 加强与欧美国家先进服务业合作,提升中国与欧美国家合作层次。积极引进国内急需的先进技术、节能环保服务和环境服务等优质服务,不断优化国内生产要素构成。积极开展教育、医疗、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合作,提高我国居民福利。有针对性开展金融、物流、市场营销、售后服务与商业机构等布局,以生产性服务业合作提升我国对欧美贸易投资层次。

3.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不断丰富双边合作内涵。选择重点国别建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促进工作组。依托基础设施、国际产能合作和货物贸易基础,带动中国建筑服务、物流运输和商业服务输出。积极输出中国城市建设和管理经验,带动相应的建筑设计、人口信息管理、城市交通管理等软件和信息系统等服务。积极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解决方案类型的服务外包业务。

(五)把服务贸易作为争取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导权的核心领域

1. 积极参与服务业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我国应利用G20、亚太经合组织等平台,努力在电子商务、数字贸易、跨境服务贸易等领域占据规则制定的话语权,积极推动建立中医药等中国特色服务的国际标准,积极反映中方诉求,引导服务业国际标准和规则朝我有利的方向发展。

2. 构建以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为重要内容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要在条件成熟时与合适国家引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谈判模式和承诺清单。提前研究在跨境服务提供、金融服务、互联网服务、电子商务、教育、医疗健康等领域实施负面清单的开放模式,积极开展服务业负面清单开放试点和开放压力测试。针对已经签署的中韩FTA、中澳FTA,以及两个CEPA协议,要加快出台国内配套法规制度,加大服务开放领域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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