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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渴望中国能够积极影响和重塑G20议程,使得全球经济治理能够更多考虑后发国家的诉求。

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迥异于西方发展模式的新兴国家,我们如何在后冷战时期以及全球化的今天与西方国家折冲樽俎,重塑全球经济治理议程,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利益,从而推动现代化文明成果惠及更多的贫困人口?在这方面,我们可兹借鉴的经验不多,但总体上已取得一些积极进展。或许我们也需要注意防范列宁当年批评的“左派”幼稚病。

我们首先还是需要树立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强大自信。作为二战后独立的国家,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有共同的被殖民记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迥异于西方经济学的解读范式,但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后发国家,因此获得了广泛期待。2015年初,非洲联盟发布“2063年愿景”,表达了发展工业化的决心。非洲各国纷纷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利用自身发展经验,将非洲带入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应该坚定信心,根据自身成功经验引导和塑造G20 议程,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使后发国家的诉求得到更多的关注,从而有效推动人类经济文明更加均衡、公平的发展。

我们同时也应看到与美国争取合作的必要性。二战后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权,必须积极利用双边渠道争取美国的支持,并推动美国出面去游说其盟国。2015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美国明确提出希望与中国在国际发展领域开展合作。而长期以来,新兴国家在消除贫困与发展援助领域影响甚微,中国可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与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议程中良性互动,争取美国对中国立场和底线的支持,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诉求最大限度地纳入全球经济规则的改革和重构中。

我们应掌握对美谈判与斗争的策略性。列宁指出,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我们在对美谈判中,要充分把握原则性与灵活性。半个多世纪前,中美在未建交之前就启动了大使级会谈,由于双方利益根本对立,因此会谈被称为“聋子的对话”。当前,虽然中美在发展理念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诸多方面存在认识上的冲突,但我们切不可将中美合作进行简单切块,导致合作流于形式,难以发挥对美政策制定的影响力。

列宁指出,“左派”的一个特征就是冒险主义。他们把自己的急躁当做理论上的根据。因此,应加强研究,做好形势研判和方案设计,争取对美合作中的主导权。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共产党人应该认真研读马列经典,为维护中国核心利益,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公平发展,汲取政治智慧。

本文发表于《环球时报》2016718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作者:宋微,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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